1960年8月，北京机场。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拎着行李准备登机。组长谢列金突然驻步，回头盯着送行的中国同行，用笃定的语气说了一句话："你们不用太悲观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炒股，只要有王淦昌在，这就够了。"
在场的中国同行全都愣住了。彼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600个合作合同，撤走了1390名在华专家，不仅带走了所有的科研图纸和技术资料，甚至连一个螺丝钉的具体数据都没有留下。当时中国的核工业刚刚起步，全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专家的突然撤离，给我国的科研事业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程和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所有人都陷入了焦虑与迷茫。可苏联专家临走前，偏偏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王淦昌，到底是什么人，能让对手都如此认可？
王淦昌，一个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的科学家，一个用一生践行“以身许国”，悄悄改变中国核武器发展轨迹的人。时间回溯到1907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普通的中医家庭，童年的生活充满了坎坷。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母亲身上，13岁那年，母亲也撒手人寰，年幼的王淦昌从此成了孤儿，只能依靠外婆抚养长大。为了补贴家用，他从小就跟着外婆放羊，一边放羊一边抽空读书，哪怕条件艰苦，也从未放弃过学习的机会。
困境没有磨灭他的斗志，反而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王淦昌一路逆袭，1930年，23岁的他考取了官费留学资格，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世界著名核物理先驱迈特纳。迈特纳是出了名的“科研疯子”，对待实验工作极其执着，常常废寝忘食，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这个中国学生，比她还要拼命——王淦昌经常沉浸在实验中，忘记了时间，好几次都被锁在研究所的大门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守门人开门，才发现他蜷缩在实验台旁睡着了。
在柏林大学深造期间，王淦昌在核物理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一次，他在参与物理研讨会时，对当时学界公认的“钋释放的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的贯穿辐射是γ辐射”这一结论产生了质疑。经过反复计算和研究，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实验方法，能够验证这种辐射并非γ辐射，而是一种中性粒子流，也就是后来被证实的中子。他先后两次找到迈特纳汇报自己的想法，可都被导师拒绝了，迈特纳劝他：“你别胡思乱想了，先完成我布置的实验，重复别人的实验会被人瞧不起的。”
王淦昌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可他没有想到，几年后的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正是采用了与他相似的实验方法，成功发现了中子，凭借这一成果直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迈特纳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找到王淦昌道歉，可王淦昌只是平静地说：“这不能怪您，是我自己没有坚持到底。”虽然与诺奖擦肩而过，但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深耕核物理领域的决心。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核物理领域一片空白，急需专业人才。1934年4月，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欧洲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毅然选择回国，投身于祖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他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担任教授，29岁的他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成为当时浙大最年轻的教授，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娃娃教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遭受了沉重打击，很多大学被迫西迁，浙江大学也开启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西迁之路，辗转抵达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像样的教室，师生们就借用当地的文庙，或者在城外搭起草棚上课；没有桌椅，学生们就站着听课，把木板挂在肩膀上当作笔记本记录知识点；没有电灯，晚上就点着桐油灯备课、学习。即便条件如此艰苦，王淦昌也从未停止过科研和教学工作。
他视科研器材如生命，当时实验室里仅有1克镭，这是开展核物理实验的“宝贝”。每当敌机空袭的警报响起，王淦昌什么都不带，唯独会把装着镭的小铅匣子揣在怀里，不顾个人安危，确保这份“科研火种”不被损坏。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一边躲避空袭，一边坚持授课、开展实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内的一大批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为中国核物理领域储备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核物理研究，王淦昌的才华终于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1956年，他代表中国加入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带领中国研究小组开展核物理研究。在那里，他带领团队日夜攻关，1959年，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成果在反物质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国际核物理界打出了一个“世界第一”，轰动了整个物理学界，王淦昌的名字也从此在国际上声名远扬。
可就在中国核物理研究刚刚步入正轨、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中苏关系彻底破裂。1960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所有合作，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技术资料，中国的核研制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也才有了北京机场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国家的危难时刻，总要有人挺身而出。1961年4月3日，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淦昌，接到了党中央的通知——希望他放弃自己深耕多年的核物理基础研究，转入核武器研制领域，负责爆轰物理研究工作。这个决定，对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抉择。这意味着他要彻底放弃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论文、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断绝所有海外联系，从此改名换姓，隐姓埋名，扎根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漠中，而且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消失”会持续多少年。
面对这样的抉择，王淦昌没有丝毫迟疑，当场坚定地说出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没有豪言壮语，却字字千钧，承载着一个科学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担当。第二天，他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时到新岗位报到，从此，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科学家王淦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王京”的普通学者，悄悄来到北京花园路九所，担任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的负责人。
王淦昌化名“王京”后，扎根在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脉长城脚下的爆轰实验场——这里只有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就是中国第一个爆轰物理实验场。这里的气候极其恶劣，冬天风雪交加、飞沙走石，大风常常能把军用帐篷掀翻，队员们的被子上总是蒙着一层厚厚的沙土；夏天烈日炎炎，帐篷里像个火盆，挥汗如雨。而王淦昌负责的爆轰实验，是原子弹研制中最危险的环节之一。
爆轰实验的核心是炸药浇注，当时没有先进的设备，所有的炸药和部件，都需要在通风极差的简易工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操作者不仅要吸入TNT炸药的有毒气体，还要接触萘、卤蜡等多种有害气体，长期接触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已经55岁的王淦昌，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挥工作，可他却坚持和年轻队员们一起，钻进有毒气体弥漫的工号，亲手搅拌炸药。队员们看着心疼，多次把他推到帐篷外，可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悄悄回到工号里，继续干活。久而久之，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王老头”，敬佩他的执着与担当。
在戈壁荒漠的日子里，王淦昌带领团队克服了无数困难，没有图纸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研制，缺资料就反复实验、总结经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钻进工号开展实验，直到深夜才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始终坚守在实验一线，对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关，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误差，都会重新开展实验，直到得出准确的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荒漠上，一道强烈的白光划破天际，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红云般的蘑菇云翻卷升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一天，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所里，几千名科研人员欢呼雀跃、相拥而泣，长期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核阴云”被彻底撕裂。
很少有人知道，在爆炸成功的当天，王淦昌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坐着吊车，登上爆炸塔顶，逐一检查装置的每一个细节，查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时”爆炸前，才匆匆赶到主控站。当看到蘑菇云轰然升起的那一刻，这位年近花甲的科学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中泛起了泪光——多年的坚守与付出，终于换来了成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没有停下脚步，又立刻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他带领团队再接再厉，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短短三年时间，就取得了重大突破。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
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化名“王京”，隐姓埋名整整17年。这17年里，他扎根戈壁荒漠，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这17年里，国际物理学界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无数同行都在疑惑“王淦昌去哪儿了”，却没有人能找到答案。直到1978年，随着国家科研事业的不断发展，他才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公开亮相在公众面前。
回到北京后的一个除夕夜，科研团队的同志们聚在一起过年，邓稼先端着一杯酒，缓缓走到王淦昌面前，眼中满是感慨，轻声说道：“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今天，我终于能叫你一次王淦昌同志了。”听到这句话，王淦昌的鼻子一酸，压抑了17年的情感瞬间爆发，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一幕，没有耀眼的闪光灯，没有热烈的掌声，只有两个隐姓埋名多年的科学家，一杯酒，一句话，满是心酸与欣慰，他们把自己的名字藏了17年，却把强国的希望留给了整个中国。
隐姓埋名17年，王淦昌错过了太多与家人团聚的时光，也错过了国际学术界的诸多机遇，但他从未后悔。从戈壁荒漠归来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可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依旧心系祖国的科研事业。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西欧推出“尤裡卡计划”，苏联和日本也纷纷出台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竞争压力。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三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封信深刻分析了当时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中国跟踪发展高科技的迫切需求和具体建议。邓小平同志看到这封信后，仅用3天时间就作出批示，明确指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正是这封信，直接促成了“863计划”的诞生，彻底改写了中国高新技术体系的版图，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核物理和高新技术事业。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可惜的是，他没能亲手接过这枚属于他的荣誉奖章。
回望当年，苏联专家撤走前说的那句“只要有王淦昌在，这就够了”，如今看来，他们说对了。但这并非因为一个人能撑起一个国家的希望，而是因为一个国家，只要还有像王淦昌这样的人——愿意放弃个人名利，愿意隐姓埋名，愿意钻进有毒的工号，愿意把17年的青春与热血，藏进戈壁的沙尘里，愿意用一生践行“以身许国”的誓言，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被轻易击垮。
“我愿以身许国”，这六个字，是王淦昌一生的坚守，更是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初心与担当。他们用默默无闻的付出，铸就了大国重器，用自己的生命与热血，守护了祖国的安宁与尊严，他们的名字，值得永远被铭记，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参考资料
1. 新华网《这一天，值得所有人铭记!》（2025年10月16日）
2. 光明网《【科普中国繁星追梦】纪念王淦昌诞辰115周年|条件再艰苦也要守护好“实验珍宝”》（2022年5月28日）
3. 人民网《1986年邓小平亲自决策启动“863”计划》（2014年12月1日）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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